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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特琳告诉孩子们:爸爸快要死了,最多还剩下几个月的生命。
 
两个孩子,姐姐9岁,弟弟6岁。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哭,大概还在思考这句话字面的含义。直到妈妈问他们有什么担心的时候,他们哭了。
 
妈妈也哭了。妈妈告诉他们:「爸爸的身体停止工作的时候,他就会死去。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什么时候会发生,但是我会一直告诉你们真相。」
 
他们像往常一样一起喝茶,泡澡,讲故事。
 
那天,他们比平常多拥抱了好几次。
 
最近读完一本书,《悲伤的力量》。作者是朱莉娅·塞缪尔,是一位从事哀伤辅导工作25年的英国心理咨询师,据说是乔治王子的教母。哀伤,grief,这本书里统一翻译为【悲伤】,特指人们面对死亡,面对挚爱亲人生命消逝时的感受。她在书中分享了自己为不同的来访者提供哀伤辅导的经验。每一个人都经历过,或者即将面临生离死别之痛。开头提到的凯特琳,就是其中之一。
 
这是一本令人难过的书。也是有力量的书。
 
读这本书的前后,心理咨询界的前辈李子勋老师去世了,然后李咏去世了,然后金庸先生去世了,然后蓝洁瑛去世了。读完这本书的同一天,万州22路公交车坠江原因公布,人们义愤填膺,痛骂妨碍司机驾驶的乘客,又有人化身为侦探,试图通过视频里司机蛛丝马迹的动作,还原他的意图。还有人斩钉截铁地表示,一车乘客都在旁观,他们死得一点不冤。文章下面几万人点赞。
 
这让我再次惊叹于互联网上的信息流速和密度,同时我也意识到,我们被太多的死亡信息包围着。而太多人——包括我——还不大擅长面对死亡。
 
我想分享这本书中的几个观点。
 
 
 
第一个观点,关于逃避。作者说:「真正伤害一个人、一个家庭,甚至一代人的,并不是悲伤所带来的痛苦本身,而是他们为了逃避痛苦所做的事。」
 
没事的;坚强点;祝你早点走出来。这就是逃避。
 
在英国是如此,很多人闭口不谈悲伤。在中国也一样,所以有「节哀」的文化。
 
去年有两个热点:杭州保姆纵火案,江歌案。都是有人离世,留下了悲痛欲绝的亲人。都有人联系我,希望我想办法帮助他们,「实在见不得那么无辜的人,把后半生埋葬在对逝者的追忆中,让他们早点走出来吧」。
 
可见我们有多希望看到失亲者可以快速走过悲伤。我们甚至把它当作是一种「强大」。
 
用心是好的,逝者已矣,希望生者可以少一点痛苦。但这样一来,他们其实已经把「痛苦」预设成一种不好的东西。
 
在塞缪尔看来,痛苦既没有好也没有不好,而是一种自然存在的东西,是让人心碎,但不得不接受的生命的一部分。没有它,生命也失去了完整性。
 
如果我们太想逃避痛苦,就会试图否认它,不谈论。或者故作豁达,或者愤怒,拼命想讨回一点什么公道。或者假装事情已经结束了。有时是通过酒精或药物自我麻醉。别人问我最近怎么样,笑一笑,告诉他现在好多了。
 
不然呢?人家并没有打算听我说「不太好」。
 
大家都有一点害怕面对脆弱吧。
 
而我们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脆弱的。当我看到22路公交车坠江事件的新闻,我一个字也不想说。说不出来。生命无常,因为那么小概率的误判,就发生了那样的人间惨剧。还有视频。那段视频太恐怖了,屏幕上活生生的两个人,以及他们身后的一车人,你知道他们几秒钟之后就会发生什么。这段新闻一时间吸引了那么大的关注,后面有比江海更深的情绪力量。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受到了悲伤的冲击。但它迅速被转化成别的东西了:理智分析,批判,站队,相互咒骂。
 
争吵的过程中,那些脆弱的情感一下子消失无踪。很少有人单纯地说:「我不认识这些人。只是看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,我感到说不出的悲伤。」
 
我们不愿意给悲伤留一点空间。只管吵,吵到天翻地覆,吵完就忘掉这件事。
 
但我们的状态变得更糟了。
 
 
 
第二个观点,关于承认。
 
逃避的反面是承认。在这本书的每一个故事里,哀伤辅导的方向都是陪着来访者一起,正视悲伤的必要性。它不是医学康复模型里那种要靠斗争去克服的东西,「与我们的直觉相反:要治愈悲伤,首先要允许自己感受伤痛」。
 
最重要的一个动作是直接谈论死亡。死亡是绝不愉快的话题,但交流感受,正面处理,就比压抑在心底更有助于痛苦的代谢。如果是缓慢降临的死亡,还有机会与将死者本人对话,分享对死亡的感触,留下生前最后的回忆。
 
黄执中在某期《奇葩说》里讨论对绝症病人的态度,有一个观点打动过许多人。他说,我们对绝症病人从来都是鼓励:你不会死的!等你出院以后我们再一起玩啊!——这种鼓励很积极,但其实让人很难受。等于是说:死是不好的,你不能死。但我们很少表达另外一种态度:你来够了,你已经做完了,死也没什么遗憾了。
 
听起来是不是头皮发麻?这相当于对着一个人说:你和我,都必须接受死这件事了。
 
但这样的态度,是对将死者更大的安慰。
 
这种态度其实同样有助于生者。塞缪尔的工作是为生者服务的,在她的推动下,很多来访者采取了一种更正面的姿态面对死亡,有一些惊心动魄的瞬间。像这篇文章开头讲的:向孩子开诚布公地谈到父母的病情,并坦陈最坏的消息——我们总希望能对孩子温柔一点:没事的,医生会把爸爸的病给治好。但那只会把更大的伤害留到以后。她也鼓励人接触遗体,送别遗体,包括留下照片。
 
白描性的文字,读来却让人心惊肉跳。
 
关于死亡,我们每个人都有无数疑问: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真相?他们可以接触遗体吗?该怎么向他们解释被烧成骨灰这件事?如果换过来,父母面对孩子的死亡,又要怎样接受这件事并活下去?有条件的话可以再要一个孩子吗?怎样才能不觉得自己忘掉了前一个呢?如果是伴侣离世,立刻开始下一段感情,又算不算是一种背叛呢?或者说,多久之后才可以向前走?……
 
在死亡这件事里,实在有太多问题不好回答,但它们全是不可回避的。
 
 
 
这本书里还提到了一种特殊的悲伤,就是面对自己在一段时间之后的死亡。
 
美剧《This is us》里就有这样一段情节,让人刻骨铭心。死者是Randall的生父William。儿子Randall跟他相认,把他接回家生活的时候,他已经是一个癌症晚期的老人,没有什么治疗的余地了。他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。
 
没看过的人,也许想象这里有太多的哭天抢地,痛不欲生。其实没有,老人最后一段生命是安详且有尊严的,他跟家人谈心,一起过节庆祝,陪伴孙女,帮忙做家务,跟邻居社交,出门旅行,跟生前重要的事物一一告别。他在体能状态允许的前提下,圆满地享受了人生的余晖,静待死亡来临。临走之前还不忘给每个人留下了礼物。这一段也被认为是《This is us》中最好的情节之一。
 
 
相比中国文化对绝症病人的委婉,顾左右而言他,「哎呀没那么严重,别瞎想」,国外无论是医生还是家属,在面对绝症病人时的态度都更直接,更诚实。治不好就是治不好,这件事已经无可挽回,那只能争取更好地接受它。
 
直面死亡,承认悲伤,反而为绝症病人的生命尾声带来了一种亮度。
 
 
 
第三个观点,是如何向前走。
 
葬礼结束了,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。不管愿不愿意,生活还在向前,还有工作,说不定邮箱里已经堆满了邮件。也许还有由死亡带来的财务上的问题。失去伴侣的人,还有可能遇到新的对象。失去孩子的夫妻说不定还会怀孕。
 
更重要的是,每一个生者还要重新感知快乐。
 
我们对于向前走有一个误区,总觉得要「甩掉」悲伤,轻装上阵,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向前。这本书告诉我们,悲伤是甩不掉的。「悲伤是一项作业,是极为沉重的苦工。如果承担它,它就能为我们效劳,令我们得以痊愈。」
 
某种意义上,是一直要背负下去的东西。
 
哀伤辅导的工作目标,并非让人不痛苦。痛苦是死者赠与的纪念品,是不容——也不可能——被丢弃的东西。哀伤辅导是让人带着痛苦继续前行。
 
不要想着自己还能回到以前的状态,那种可能性永远消失了。悲伤永远地改变了我们。所谓的治愈,不过是渐渐接受这种改变之后的生活。生命不是一匹完美的织锦。每一次的丧失都在上面撕开一大块口子。这块缺口永远存在,无法补上。我们要做的,只是在其它地方编织不一样的花纹。
 
最终形成更复杂,更深邃难明的图案。
 
每一个向前走的人,都在逐步适应一个新的自己,一种新的生活。痛苦依然在,但是可以欢笑,可以忘情,可以爱上别的人,也会有时想起离开的他,感念带给我们的一切,或许潸然泪下。生活是这些笑和泪水混合而成的。
 
所以作者说:「悲伤的悖论是,学会带着痛苦活下去,正是治愈我们的方法。」
 
 
 
这本书记录了15个不同的故事,包括失去伴侣的,失去父母的,失去孩子的,失去同胞手足的,还有面对自己的死亡。除了讲述他们的疗愈过程,书中也有专门的章节,对处理不同类型的哀伤提出了专业建议。值得认真读一读。即使你现在还没有面对死亡的经历,这个话题最终是绕不开的。
 
哀伤是一个自然过程,是我们太着急跳过去了。
 
死亡是黑色的,并且永远是黑色,不会因我们做了什么或不做什么就让这份黑色减褪一丝一毫。我们笼罩在它黑暗的阴影里,这一点无法改变。只能用我们毕生的欢笑、泪水,爱与怀念,为这份黑色镶嵌上一道金色的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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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松蔚

李松蔚

350篇文章 2年前更新

临床心理学博士,清华大学心理发展指导中心讲师,注册心理师,系统式心理治疗的研究者和实践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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