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认识这个流动的世界，我们首先需要一把刀。

 

这把刀是用来切什么呢？是要在一团流动的虚空里，切出一道边界来。你要认识的是什么东西，它和不属于它的东西之间，区分在哪里？

 

这是认识的第一步，叫做区分。

 

你要认识我这个人，第一步，你首先得知道哪个是「我」，对吧？现在你看到我是这样，明天我换一身衣服，呈现给你们的70%都不一样了。那还是不是「我」呢？你说人还是同一个人，有什么区别？好，你这样想，说明你已经在用这把刀了。你做了区分，把「我」跟「我的装束」切分开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我穿什么造型的衣服，都不会改变你对「我」这个人的认识。

 

你说这不难啊，这不就是常识吗。

 

是不难，我们认识一个人，常识的边界就是皮肤。一层表皮，把「我」和「外界」就分开了。皮肤以内的的都是我，皮肤外面的都不是我。但实际应用的时候，皮肤未必是一个清晰的边界。一个人今天穿着一身很贵的衣服，拎了很贵的包，看的人就想「哇，这个人今天不一样了」。又比如衣服不小心钩在哪里，扯了一道口子，嘶拉一下，这个人嘴里跟着惨叫一声。他叫什么？又没有伤到他的皮肤。但他会觉得「自己」被破坏了。那一刻，衣服是他外延出来的肢体。

 

更何况还有直接在皮肤上动刀子的。啊，那些做手术的，整容手术、人造器官、人造假体，还有变性手术，对我们的认识来讲就有挑战了。Ta的哪些部分还是ta，哪些部分不是了呢？法律上我们知道这个人还是这个人，但是感受上多多少少会觉得：好像不完全是原来的Ta了。有的手术切除下来的病灶，直接作为医疗废弃物丢掉了。病人可能会别扭：扔掉的是属于「我」的一部分吗？这一团组织本身没有变，但它的边界变了，那么我们对它的认识就会发生变化。

 

听起来很哲学哈。这方面古往今来都有很多哲学探讨，在我们的课上就不展开了。但它在心理治疗里是很实用主义的。举个例子，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情绪不好，我们心里一定都会有一个区分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「人」呢？还是这个「人」是好的，只是「遇到」了有问题的情绪？

 

你把「问题」边界放在哪，这会带来差异。

 

如果你觉得，问题跟「人」是连为一体的，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。那我们就想怎么改造他，把他变成「没问题的人」。我们对待他的态度，就可能会有居高临下，有评判，恨铁不成钢。

 

但如果你的认识是，问题是问题，人是人。只是这个人刚好倒霉，被问题缠上了，我们看他就多了几分同情。我们就会想，他现在肯定很痛苦，该怎么帮他减轻一点呢？就好像看那些受了伤的人，对吧，我们也会想，怎么帮他减轻一点痛苦？因为我们已经在「他们」跟「痛苦」之间建立了区分。如果认识上没有做出这个区分，把他们跟痛苦看成是一体的，我们就会说：「你何必这么痛？你就不能少痛一点吗！」（笑）

 

举个极端的例子，在心理治疗里面最紧急的一种状况，自杀，我们要做危机干预。那么刚才说的两种不同的认识论，就会是两种干预思路：

 

一种是说，你怎么可以想要结束生命呢？「你」多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社会啊？另一种说，你要对抗这么危险的想法，太不容易了。通常什么时候这个想法会变得最强烈？甚至这个想法有可能操纵你？——听出两者的差异了吗？

 

治疗师做治疗师的区分，来访者也会做出来访者的区分。如果来访者本人把「他」和「他的问题」看成是一体的，你就要当心了。有可能你就事论事地想治疗他的问题，他却在这个过程里边感受到你对他这个人的某种否定，或者说侵入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，医生请他吃药改善情绪，他听了以后很生气，说：如果我是用药物让自己高兴起来的，这个高兴的我还是我吗？

 

其实这里又涉及到一个新的问题，就是变化。因为世界是流动的，我们认识的对象也在不断变化。那么就涉及到我们的认识要不要跟着变：它还是它吗？——这就跟我们对「它」做出怎样的区分密切相关。有哪些特征是一定属于它的，或者有些特征是一定要排除的？换句话说，在变化的过程里，一旦有了某些特征或者失去某些特征，它就不再被我们当成是「它」了？

 

就拿北大举例子好了。我们都认识北大，我们现在就在北大。但你们也看到了，它在变（笑）。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，二十年吧，长一点，假设它换了地方，搬到了雄安新区。假设的啊，那么它就有新的校址，新的教学楼，新的宿舍，甚至换了一个新的名字，叫做雄大（笑）。

 

那现在我问你们：它还是北大吗？

 

摇头，大家都在摇头，因为它跟你们心目当中的「北大」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了。那我们就一样一样开始往回加。比如说，别的都变了，但允许保留一个北大的名字，校门口的招牌不变，啊，挂在雄安新区校址，你觉得它是北大吗？

 

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想，如果校址不变呢，还是在颐和园路5号，但是所有的楼都拆了，换了一批新的，这还是不是北大？我看到有同学点头，好，这就可以维持认识的连贯性了，只要未名湖和博雅塔还在就可以（笑）。这个问题你们还没体会，我现在开始有感觉了。我的同龄人，有些回到北大连过去的宿舍都找不到了，喜欢的食堂也都拆了。我呢还好有45乙（号楼），虽然外观也不太一样了，至少能找到这么个地方，说：我回了北大。你看，我曾经就住这里。说不定再过几年这个楼也没了，那时候那我来到这个校园，那和我去隔壁的校园有什么本质区别呢？

 

那我也会在心里问自己：这还是北大吗？

 

这是非常主观的答案，非常主观，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。有的人来北大就是上暑期课，今年校外的人不能进校，只能通过网络上课。那么对于这些线上的同学来讲，他们跟北大的缘分就是网络。只要老师还在，课程品质还在，那管你是不是在雄安新区呢？在他看来都是北大。

 

所以你看到了，我们有很多以为自己很明白的问题，只是从来没有想过，仔细想，有太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了。现在都说要「做自己」，你想想，什么是「自己」？定义一下，你觉得自己的核心特征在哪里？哪些事情你觉得是真正的你要做的？哪些事情做了，你就觉得不是自己了？

 

你就要看你那把区分的刀，把什么划进去。

 

区分是第一步，区分之后，你要做的下一件事情叫做描述。你得说出来你看到了什么。

 

这个听上去也很简单，就是给它起个名字，然后说出来，对吧？你把一个东西划分出来了，随便叫什么呗。但是不要小看命名这件事情，它叫什么，接下来会对我们产生重要的影响。

 

因为你对一个事物或者现象的命名不只是在描述，同时还对它提出了解释，甚至还有「接下来怎么办」的暗示。我们叫它桌子，桌子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嘛。所以有了一个名字之后，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对它。一个心理咨询师做咨询的时候，发现来访者对他有不满。督导说这叫「移情」。你看这个名字一出，背后包含了多少层意思。它不只是单纯地命名一个情感，它同时在解释这个情感产生的机制，甚至还规定了咨询师应该怎么处置这个情感，才是「正确」的方式。

 

描述，解释，对待它的方式，这几个东西是交互维持的。我叫它桌子或者讲台，我就可以把包放在这里。那么其他人也跟着把包放在这里。你问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他说因为这是桌子嘛，桌子就是用来放东西的。你问为什么叫它桌子，而不是其他呢？他说你看有人把东西放在这里，放东西的就叫桌子。你看这就是循环，循环论证。

 

如果一开始我不叫它桌子，而是叫「板凳」，那说不定我现在就坐在上面给大家讲课了。

假设，你第一次见到一个人，就对他形成了一个——你叫第一印象也好，或者叫偏见也好——你说我看这哥们不像是一个好人，看起来流里流气的，对我也不友好。好，这是你的命名。接下来你就会躲着他，如果他对你表现出友好，你也会觉得他在笑里藏刀。他帮你的忙，做好事，你会解释为他是在搞阴谋，在掩饰他的险恶用心。这是命名固化了你的解释。这样长期相处下去，慢慢地这个人真的就会对你不友好，他不喜欢你嘛。因为他也能感觉到你对他有敌意。最后你们的冲突爆发，你会说：我看人还蛮准的，我当初第一眼看到他，就知道他是这么一个人（笑）。它又印证了你的命名，循环回来了。

 

这种命名给人造成的影响，非常大，同时又非常隐蔽。很多求助心理治疗的人，他一开始并没想到求助心理治疗，他只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些麻烦。他觉得不太对劲，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，这时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还没有命名的混沌状态，他没有从词汇库里边为他的麻烦挑出一个名字。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去求助一个老师，或者一个律师，或者是警察，或者是单位领导，甚至可能是一个巫师（笑），来解决这个不知道叫什么的麻烦。它的可能性空间是无限开放的。

 

但如果这时候他看到了一篇科普文章，告诉他：有一种什么什么病，看看你是不是也有这种病？哇，那他就迅速对号入座了。他就从自己的生活里区分出了一种病理性的状态。而且你知道这种事情往往都是越看越像，越想越有道理，他就觉得不行，我真是病了，我就要去看医生。

 

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，现在可能已经不是很流行这个词了，十年前蛮流行的，叫拖延症。这个概念最早的提出者是一个经济学家，根本不是一个临床心理学的概念，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，英文叫procrastination，也没有任何「症」的意味，然后翻译成中文，多了一个「症」字。一开始其实有点恶搞的感觉，啊，当时在豆瓣上面出现了一个小组，叫「我们都是拖延症」，没有人当真，大家都是半开玩笑地自嘲。但是你知道「症」这个字，本身就在暗示一种病理性的解释，所以慢慢地就有人把这件事当真了。有的大学生开始找心理咨询，说想治疗「拖延症」。以前一个人写作业拖拉，是不会做心理治疗的。我记得给师弟师妹做督导的时候，他们问，哪里能找到拖延症的量表或者是结构化的治疗方案，因为有好多来访者都想治这个「病」，问题是哪里都找不到，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个病。

 

如果它不是病，是什么呢？有人说就是「懒」。换了一个名字。懒的话就不用治了对不对，那就是你个人的问题，态度的问题。还有人说是性子慢，这个名字的感觉又不一样。懒的话还是有点道德指责的意味，懒是不好的，你不应该再懒了，你要勤快一点。但性子慢的话就是中性的，慢工出细活嘛，也不用改，他也改不了。

 

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同学，是美国人，我跟他交流这件事的时候，他说这个现象在国外也很普遍，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发现自己期末有很多的due，限定时间要完成的任务，但是他完不成。在他们的文化里边，当一个人说自己事情太多完不成的时候，别人不会用道德的眼光评判你，说你懒，也不会觉得你是一个病人，有拖延症。他们会说你给自己太多任务了。你看这又是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命名。不是「你」的问题，是「任务」太多，你需要学会拒绝，学会管理。

 

所以我们遇到麻烦，起什么样的名字就很重要。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，有三个不同的命名方向，这三个方向都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会出现问题。然后怎么解决问题，办法就不一样了。

 

一个叫笨，一个叫坏，还有一个叫有病（笑）。

 

先说笨，笨就是无知，无能。这方面常用的命名比如说「没经验」，「没能力」。一个人为什么遇到麻烦？因为你太年轻，有些道理你不理解。你要多读书，多想，想通了，就没有麻烦了。这是我们中国人很理想的一个模型，因为我们重视教育嘛。比如一个小孩子不好好学习，传统的父母就会说，你还不懂学习有多重要，你听我跟你讲。接下来就是讲道理，讲通了，他觉得你的问题就应该解决了。以前有一个说法叫思想工作，就是通过教育的思路解决心理问题。

 

按照这种命名，一个人拖延，完成不了论文，会被说成是他的「能力不足」，就应该去找老师，是知识欠缺吗？是思路没打通吗？通过教育和学习来解决。即使去做心理咨询，按这种思路，咨询师也会认为他是缺乏心理方面的技能，就要通过心理教育，给他讲道理，比如说「先完成再完美」啊，「小步子原理」啊，等等。

 

但是放在今天，这些道理越来越解决不了问题了。今天的信息太发达了，你看公号什么都能学到（笑）。你说一个学生完成不了论文，是因为他从来没听过「先完成再完美」这句话吗？他去做心理咨询，听到这句话，就有了醍醐灌顶的效果吗？很难了，那只不过是把他在公号上能看到的道理换一个人再讲一遍而已（笑）。

 

那假如他什么道理都懂，能力也有，为什么还是做不到？我们就有了第二种解释，我们就说，他是故意这么做的。这样做对他有好处。

 

这就是另一种命名的方式，从道德的角度。人是有权利做选择的，他就是故意这么选。为了方便记忆啊，我们把这种命名叫做「坏」。

 

他什么都懂，但就是不好好做。还是说完成不了论文，不好好学习这事，有的人就说：你不要说什么拖延症，这就是在偷懒，你明明能做，就是不做。你就要为自己这个选择承担责任。

 

你看这里面就有一些指责的味道，听上去有点严厉。但是严厉背后，这个命名是有一种对人的信任的：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你想做的事情都能做，哪怕你说自己不能，但其实是你不想选。改变的钥匙就在你自己身上。——非常的正能量啊，好的方面就是它非常正能量。老板问你到底想不想毕业，想毕业的话就把论文给交了，别废话，你肯定能写！你不写就说明你不想（笑）。那么不好的方面你们也感受到了，有的人就说了：我不是不想毕业，我想！但我是真的写不出来！我们自己有时也拿自己没办法：我明明想做的事，怎么就是不去做呢？是不是脑子里有另外一个小人，它把我的能量都给吸走了。

 

这就是在做第三种命名：我生病了。

 

大家注意，「病」也是一个命名，也许是我们做心理治疗最熟悉的一种命名。这个命名有什么意味呢？它消解了一个人的主体性。往大了说，你不需要为你的行为承担责任了。因为你不是你，你被另外的东西控制了。你是个受害者。

 

你们也看到过这样的讨论：一个人持刀伤人，后来经过司法精神鉴定，说他是精神病性状态，就只需要接受医疗，而不用承担司法责任。当然有争议啊，很多人觉得不公平。但如果我们相信有「精神病」这个东西存在，那这个人就确实有可能是在一种「身不由己」的情况下做这些事，他就在道德甚至法律层面上有了豁免权。

 

小一点的例子，一个学生偷室友的钱被发现了，辅导员是打电话找保卫处呢，还是找心理老师？这就注定了学生接下来不同的命运。找保卫处，说明辅导员把这个行为命名为「坏」：他是自主选择的偷窃，必须严厉处分！如果找心理老师，辅导员看到的就是学生「病」了：他只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，内卷太厉害了，需要减轻一点压力……就会得到心理老师无微不至的关照。现在你们知道心理咨询生意为什么好了（笑）。

 

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，大环境让「生病」变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解释，最后导致的就是「病」越来越多，五花八门。今天我们还在发明很多新的病，啊，我用的是发明，不是发现。

 

上面讲了三种命名，遇到问题，可能是因为你笨，水平不行；或者因为你坏，故意这么做；或者是因为生病，你是身不由己的受害者。

 

但还有一种命名方式，相对来说是我最喜欢的，我经常会把问题命名为——你没问题。

 

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正常的，不叫问题。小孩子跟父母对着干，我说没问题的，青春期嘛，孩子都是这样的，叛逆。男女朋友吵架，我说没问题，谈恋爱哪有不闹矛盾的（笑）。甚至我还写过一篇文章，我说生病了也是很健康的，因为健康的人都会生病（笑），病一阵也就好了。

 

这叫做正常化，把痛苦看成生活里正常的一部分，它是暂时的，是健康的，人人都会遇到的，甚至是智慧的，有着意想不到的功能。我喜欢做这样的命名，以后我再告诉你们为什么。

 

还有一个提醒。我们前面讲了区分，所有的命名都是建立在区分的前提上，在你管一个问题叫什么之前，你已经默认了，「问题在这里」。而这个区分本身也是值得探讨的。比如说一个词叫恐婚症，听说过吗？恐婚恐育，这个命名就非常的不中立。它一定是那些喜欢结婚喜欢生孩子的人发明出来的（笑）。他们觉得有一些人选择的人生跟我们不一样，那些人就是有问题的。但是凭什么呢？为什么不能是你们有问题？或者，有没有可能大家都有问题，或者都没问题呢？

 

小孩子沉迷游戏，跟家长闹矛盾。有些人就莫名其妙做了一个区分，说问题在小孩子这边，他不去想家长也有问题，就铆足了劲只给孩子命名：意志力薄弱啊，延迟满足缺乏啊，还有网络成瘾，对不对。网络成瘾一开始根本都不是一个诊断，是一个愚人节的笑话。可是家长特别喜欢这个概念，这是病啊！那就得治。谁能治呢？杨教授（笑）！杨教授说你们把孩子送过来，我给他电一下就好。糟糕的命名带来糟糕的后果。

 

我们已经讲了太多关于「问题」的认识了。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，想想要怎么去认识「没问题」的状态。在什么情况下，问题就解决了？

 

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说：现在我能看到问题，如果有一天我看不到了，就说明它解决了。

 

为什么不能这么说？我拿一个案例来举例子：我以前在大学做咨询，一个学生挂了很多科目，到了学术警告的边缘。也就是说再多挂一门，他就要退学或者转大专，就是这么危险的情况。所以那个学期开始，他的妈妈就从老家过来，请了一个长假，专程到北京来租了一个房子，监督这个孩子学习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再挂科。

 

这个妈妈的监督非常有效，因为跟孩子朝夕相处嘛，每天看着他的饮食起居，照着课表上课，把孩子送到教室门口，妈妈就在外面等，确保他中途不会溜号。下课之后妈妈会进教室，问老师这节课讲了什么，作业有哪些，晚上回去盯着孩子把作业完成。——把大学生当成小学生那样管。这样管下来一个学期，孩子没有再挂科，而且重修的科目也通过了，学术警告解除了。

 

但你们觉得，「问题」有没有解决呢？

 

有人摇头。好，这就涉及到我们要做的区分：问题划在哪里，我们才知道问题解决的标准是什么。因为妈妈要考虑她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呀，她还在请假呢，她必须判断现在能不能丢下这个孩子了。如果我们说，问题就是他的学术警告状态，那么警报已经解除了，妈妈可以放心回去了。但如果把问题定义为孩子对学习的态度，管它叫做自觉性也好，叫做自我管理的能力也好，甚至也可以说是网络成瘾，不管叫什么，我们觉得实质问题还没有解决。妈妈就不能走。

 

那么非常诡异的一点就是，这个问题之所以没解决，恰恰是被妈妈解决问题的努力所维持的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需要的是父母不在场。没有人盯着他学他还在学，那才叫自觉学习嘛。可妈妈又会有一个担心：我不盯着他，万一又搞成之前那样怎么办？我还是不能走，还是要继续盯着他。可是不走吧，他这学期的成绩还可以，那我干嘛不回去上班？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：妈妈只有让自己不走的时候，才会发现自己可以走。

 

要解决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清晰的，明确的标准：我们要看到什么样的结果，就代表「问题解决了」。或者放在实践里，就说如果这个治疗可以结束了，它的指标是什么？

 

一个人有病，我们是相对容易看到的。但你想，要怎么才能「看到」他的病好了呢？这也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。如果一个人酗酒，现在说他戒酒了，请问你怎么才能确认「戒酒」这件事的存在？你也没有24小时盯着他，说不定他在背后偷偷喝呢？你只是没看到而已。而且就算你能一直盯着他，他也只是保持了多少天不喝酒，或者多少年。除非他死了，盖棺论定了，否则永远可以说，他只是暂时克制住了，但「酒瘾」并没有好。谁也不确定他哪天会不会接着喝。

 

所以在咨询里，我们就要问：你改变的目标是什么，或者说，「你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可以结束咨询了」。有可能是让问题彻底消失，这是最理想的，也可能是问题不会完全消失，但是我知道后面怎么办，我可以应付它，那也可以结束。

 

一个来访者说他有抑郁症，来做咨询，他说我的目标是把抑郁症给治好。我们不要立刻接受这个目标，我们先探讨他的认识，他对「治好」是怎么区分怎么命名的？是要抑郁症状完全消失吗？最好保证不复发？——不要假设他只能去这里，那只是所有可能性空间中间的一小块。也有可能，他更看重的是要顺利毕业，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。至于抑郁症的症状，能消失当然最好，实在消失不了，也可以带病生活，一边生病一边好好工作，享受生活中的乐趣，也可以。这是完全不同的目标，我们就要跟来访者确认，对他来说，是不是也算「问题的一种解决」。

 

小到个人，大到一个组织，一个社会，甚至国家层面上都在不断反思和调整自己的认识过程。就拿新冠疫情举例，我们怎么判断「疫情好转」，或者叫「警报解除」？这决定了我们的校门什么时候可以开放，我们从外地回京需不需要接受隔离。这个好转的标准不是天然存在的，是在反复认识和反复验证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。

 

我们不能说，等到地球上最后一个新冠肺炎病人都痊愈了，警报才能解除。03年的非典是这样，那是最完美的解决，但是新冠肺炎，我们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，我们就要定义不一样的目标，更有灵活性的目标：比如说多少天没有本地新增，我们就说这里是安全的；疫苗的接种率达到多少，就是安全的；或者我们有动态追踪的能力，可以精准识别出病例的行动轨迹，我们就是安全的……这些「安全」的标准不是天然的存在，而是在流动的过程里，被人为定义出来的。

 

但是它有用。如果我们只能等最后一个病人痊愈，在那之前什么都不干，所有人都关在家里，那我们等不起。所有人都只有饿死了。

 

心理治疗，需要学习这种灵活性。大部分的心理学问题都不是说只能有一个硬指标，用一个特效药，问题就完全消失了。不可能的，我们必须自己定义。大部分的心理咨询的诉求，需要你跟来访者一起去检验问题的认识论：你在什么时间，通过什么样的现象，就会「看到」改变发生了？你的「问题」解决之后会是什么样？我们先定义，描绘出他想要的那个画面是什么。

 

那个画面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想过。有趣的地方就是，我们常常在找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。当然了，那样的结果就是永远找不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