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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治疗讲稿丨认识的刻刀

要认识这个流动的世界,我们首先需要一把刀。
 
这把刀是用来切什么呢?是要在一团流动的虚空里,切出一道边界来。你要认识的是什么东西,它和不属于它的东西之间,区分在哪里?
 
这是认识的第一步,叫做区分。
 
你要认识我这个人,第一步,你首先得知道哪个是「我」,对吧?现在你看到我是这样,明天我换一身衣服,呈现给你们的70%都不一样了。那还是不是「我」呢?你说人还是同一个人,有什么区别?好,你这样想,说明你已经在用这把刀了。你做了区分,把「我」跟「我的装束」切分开。也就是说,不管我穿什么造型的衣服,都不会改变你对「我」这个人的认识。
 
你说这不难啊,这不就是常识吗。
 
是不难,我们认识一个人,常识的边界就是皮肤。一层表皮,把「我」和「外界」就分开了。皮肤以内的的都是我,皮肤外面的都不是我。但实际应用的时候,皮肤未必是一个清晰的边界。一个人今天穿着一身很贵的衣服,拎了很贵的包,看的人就想「哇,这个人今天不一样了」。又比如衣服不小心钩在哪里,扯了一道口子,嘶拉一下,这个人嘴里跟着惨叫一声。他叫什么?又没有伤到他的皮肤。但他会觉得「自己」被破坏了。那一刻,衣服是他外延出来的肢体。
 
更何况还有直接在皮肤上动刀子的。啊,那些做手术的,整容手术、人造器官、人造假体,还有变性手术,对我们的认识来讲就有挑战了。Ta的哪些部分还是ta,哪些部分不是了呢?法律上我们知道这个人还是这个人,但是感受上多多少少会觉得:好像不完全是原来的Ta了。有的手术切除下来的病灶,直接作为医疗废弃物丢掉了。病人可能会别扭:扔掉的是属于「我」的一部分吗?这一团组织本身没有变,但它的边界变了,那么我们对它的认识就会发生变化。
 
听起来很哲学哈。这方面古往今来都有很多哲学探讨,在我们的课上就不展开了。但它在心理治疗里是很实用主义的。举个例子,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情绪不好,我们心里一定都会有一个区分:这是一个有问题的「人」呢?还是这个「人」是好的,只是「遇到」了有问题的情绪?
 
你把「问题」边界放在哪,这会带来差异。
 
如果你觉得,问题跟「人」是连为一体的,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。那我们就想怎么改造他,把他变成「没问题的人」。我们对待他的态度,就可能会有居高临下,有评判,恨铁不成钢。
 
但如果你的认识是,问题是问题,人是人。只是这个人刚好倒霉,被问题缠上了,我们看他就多了几分同情。我们就会想,他现在肯定很痛苦,该怎么帮他减轻一点呢?就好像看那些受了伤的人,对吧,我们也会想,怎么帮他减轻一点痛苦?因为我们已经在「他们」跟「痛苦」之间建立了区分。如果认识上没有做出这个区分,把他们跟痛苦看成是一体的,我们就会说:「你何必这么痛?你就不能少痛一点吗!」(笑)
 
举个极端的例子,在心理治疗里面最紧急的一种状况,自杀,我们要做危机干预。那么刚才说的两种不同的认识论,就会是两种干预思路:
 
一种是说,你怎么可以想要结束生命呢?「你」多对不起父母,对不起社会啊?另一种说,你要对抗这么危险的想法,太不容易了。通常什么时候这个想法会变得最强烈?甚至这个想法有可能操纵你?——听出两者的差异了吗?
 
治疗师做治疗师的区分,来访者也会做出来访者的区分。如果来访者本人把「他」和「他的问题」看成是一体的,你就要当心了。有可能你就事论事地想治疗他的问题,他却在这个过程里边感受到你对他这个人的某种否定,或者说侵入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,医生请他吃药改善情绪,他听了以后很生气,说:如果我是用药物让自己高兴起来的,这个高兴的我还是我吗?
 
其实这里又涉及到一个新的问题,就是变化。因为世界是流动的,我们认识的对象也在不断变化。那么就涉及到我们的认识要不要跟着变:它还是它吗?——这就跟我们对「它」做出怎样的区分密切相关。有哪些特征是一定属于它的,或者有些特征是一定要排除的?换句话说,在变化的过程里,一旦有了某些特征或者失去某些特征,它就不再被我们当成是「它」了?
 
就拿北大举例子好了。我们都认识北大,我们现在就在北大。但你们也看到了,它在变(笑)。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,二十年吧,长一点,假设它换了地方,搬到了雄安新区。假设的啊,那么它就有新的校址,新的教学楼,新的宿舍,甚至换了一个新的名字,叫做雄大(笑)。
 
那现在我问你们:它还是北大吗?
 
摇头,大家都在摇头,因为它跟你们心目当中的「北大」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了。那我们就一样一样开始往回加。比如说,别的都变了,但允许保留一个北大的名字,校门口的招牌不变,啊,挂在雄安新区校址,你觉得它是北大吗?
 
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想,如果校址不变呢,还是在颐和园路5号,但是所有的楼都拆了,换了一批新的,这还是不是北大?我看到有同学点头,好,这就可以维持认识的连贯性了,只要未名湖和博雅塔还在就可以(笑)。这个问题你们还没体会,我现在开始有感觉了。我的同龄人,有些回到北大连过去的宿舍都找不到了,喜欢的食堂也都拆了。我呢还好有45乙(号楼),虽然外观也不太一样了,至少能找到这么个地方,说:我回了北大。你看,我曾经就住这里。说不定再过几年这个楼也没了,那时候那我来到这个校园,那和我去隔壁的校园有什么本质区别呢?
 
那我也会在心里问自己:这还是北大吗?
 
这是非常主观的答案,非常主观,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。有的人来北大就是上暑期课,今年校外的人不能进校,只能通过网络上课。那么对于这些线上的同学来讲,他们跟北大的缘分就是网络。只要老师还在,课程品质还在,那管你是不是在雄安新区呢?在他看来都是北大。
 
所以你看到了,我们有很多以为自己很明白的问题,只是从来没有想过,仔细想,有太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了。现在都说要「做自己」,你想想,什么是「自己」?定义一下,你觉得自己的核心特征在哪里?哪些事情你觉得是真正的你要做的?哪些事情做了,你就觉得不是自己了?
 
你就要看你那把区分的刀,把什么划进去。
 
区分是第一步,区分之后,你要做的下一件事情叫做描述。你得说出来你看到了什么。
 
这个听上去也很简单,就是给它起个名字,然后说出来,对吧?你把一个东西划分出来了,随便叫什么呗。但是不要小看命名这件事情,它叫什么,接下来会对我们产生重要的影响。
 
因为你对一个事物或者现象的命名不只是在描述,同时还对它提出了解释,甚至还有「接下来怎么办」的暗示。我们叫它桌子,桌子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嘛。所以有了一个名字之后,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对它。一个心理咨询师做咨询的时候,发现来访者对他有不满。督导说这叫「移情」。你看这个名字一出,背后包含了多少层意思。它不只是单纯地命名一个情感,它同时在解释这个情感产生的机制,甚至还规定了咨询师应该怎么处置这个情感,才是「正确」的方式。
 
描述,解释,对待它的方式,这几个东西是交互维持的。我叫它桌子或者讲台,我就可以把包放在这里。那么其他人也跟着把包放在这里。你问他为什么这么做,他说因为这是桌子嘛,桌子就是用来放东西的。你问为什么叫它桌子,而不是其他呢?他说你看有人把东西放在这里,放东西的就叫桌子。你看这就是循环,循环论证。
 
如果一开始我不叫它桌子,而是叫「板凳」,那说不定我现在就坐在上面给大家讲课了。
假设,你第一次见到一个人,就对他形成了一个——你叫第一印象也好,或者叫偏见也好——你说我看这哥们不像是一个好人,看起来流里流气的,对我也不友好。好,这是你的命名。接下来你就会躲着他,如果他对你表现出友好,你也会觉得他在笑里藏刀。他帮你的忙,做好事,你会解释为他是在搞阴谋,在掩饰他的险恶用心。这是命名固化了你的解释。这样长期相处下去,慢慢地这个人真的就会对你不友好,他不喜欢你嘛。因为他也能感觉到你对他有敌意。最后你们的冲突爆发,你会说:我看人还蛮准的,我当初第一眼看到他,就知道他是这么一个人(笑)。它又印证了你的命名,循环回来了。
 
这种命名给人造成的影响,非常大,同时又非常隐蔽。很多求助心理治疗的人,他一开始并没想到求助心理治疗,他只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些麻烦。他觉得不太对劲,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,这时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还没有命名的混沌状态,他没有从词汇库里边为他的麻烦挑出一个名字。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去求助一个老师,或者一个律师,或者是警察,或者是单位领导,甚至可能是一个巫师(笑),来解决这个不知道叫什么的麻烦。它的可能性空间是无限开放的。
 
但如果这时候他看到了一篇科普文章,告诉他:有一种什么什么病,看看你是不是也有这种病?哇,那他就迅速对号入座了。他就从自己的生活里区分出了一种病理性的状态。而且你知道这种事情往往都是越看越像,越想越有道理,他就觉得不行,我真是病了,我就要去看医生。
 
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,现在可能已经不是很流行这个词了,十年前蛮流行的,叫拖延症。这个概念最早的提出者是一个经济学家,根本不是一个临床心理学的概念,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,英文叫procrastination,也没有任何「症」的意味,然后翻译成中文,多了一个「症」字。一开始其实有点恶搞的感觉,啊,当时在豆瓣上面出现了一个小组,叫「我们都是拖延症」,没有人当真,大家都是半开玩笑地自嘲。但是你知道「症」这个字,本身就在暗示一种病理性的解释,所以慢慢地就有人把这件事当真了。有的大学生开始找心理咨询,说想治疗「拖延症」。以前一个人写作业拖拉,是不会做心理治疗的。我记得给师弟师妹做督导的时候,他们问,哪里能找到拖延症的量表或者是结构化的治疗方案,因为有好多来访者都想治这个「病」,问题是哪里都找不到,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个病。
 
如果它不是病,是什么呢?有人说就是「懒」。换了一个名字。懒的话就不用治了对不对,那就是你个人的问题,态度的问题。还有人说是性子慢,这个名字的感觉又不一样。懒的话还是有点道德指责的意味,懒是不好的,你不应该再懒了,你要勤快一点。但性子慢的话就是中性的,慢工出细活嘛,也不用改,他也改不了。
 
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同学,是美国人,我跟他交流这件事的时候,他说这个现象在国外也很普遍,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发现自己期末有很多的due,限定时间要完成的任务,但是他完不成。在他们的文化里边,当一个人说自己事情太多完不成的时候,别人不会用道德的眼光评判你,说你懒,也不会觉得你是一个病人,有拖延症。他们会说你给自己太多任务了。你看这又是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命名。不是「你」的问题,是「任务」太多,你需要学会拒绝,学会管理。
 
所以我们遇到麻烦,起什么样的名字就很重要。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,有三个不同的命名方向,这三个方向都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会出现问题。然后怎么解决问题,办法就不一样了。
 
一个叫笨,一个叫坏,还有一个叫有病(笑)。
 
先说笨,笨就是无知,无能。这方面常用的命名比如说「没经验」,「没能力」。一个人为什么遇到麻烦?因为你太年轻,有些道理你不理解。你要多读书,多想,想通了,就没有麻烦了。这是我们中国人很理想的一个模型,因为我们重视教育嘛。比如一个小孩子不好好学习,传统的父母就会说,你还不懂学习有多重要,你听我跟你讲。接下来就是讲道理,讲通了,他觉得你的问题就应该解决了。以前有一个说法叫思想工作,就是通过教育的思路解决心理问题。
 
按照这种命名,一个人拖延,完成不了论文,会被说成是他的「能力不足」,就应该去找老师,是知识欠缺吗?是思路没打通吗?通过教育和学习来解决。即使去做心理咨询,按这种思路,咨询师也会认为他是缺乏心理方面的技能,就要通过心理教育,给他讲道理,比如说「先完成再完美」啊,「小步子原理」啊,等等。
 
但是放在今天,这些道理越来越解决不了问题了。今天的信息太发达了,你看公号什么都能学到(笑)。你说一个学生完成不了论文,是因为他从来没听过「先完成再完美」这句话吗?他去做心理咨询,听到这句话,就有了醍醐灌顶的效果吗?很难了,那只不过是把他在公号上能看到的道理换一个人再讲一遍而已(笑)。
 
那假如他什么道理都懂,能力也有,为什么还是做不到?我们就有了第二种解释,我们就说,他是故意这么做的。这样做对他有好处。
 
这就是另一种命名的方式,从道德的角度。人是有权利做选择的,他就是故意这么选。为了方便记忆啊,我们把这种命名叫做「坏」。
 
他什么都懂,但就是不好好做。还是说完成不了论文,不好好学习这事,有的人就说:你不要说什么拖延症,这就是在偷懒,你明明能做,就是不做。你就要为自己这个选择承担责任。
 
你看这里面就有一些指责的味道,听上去有点严厉。但是严厉背后,这个命名是有一种对人的信任的: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,你想做的事情都能做,哪怕你说自己不能,但其实是你不想选。改变的钥匙就在你自己身上。——非常的正能量啊,好的方面就是它非常正能量。老板问你到底想不想毕业,想毕业的话就把论文给交了,别废话,你肯定能写!你不写就说明你不想(笑)。那么不好的方面你们也感受到了,有的人就说了:我不是不想毕业,我想!但我是真的写不出来!我们自己有时也拿自己没办法:我明明想做的事,怎么就是不去做呢?是不是脑子里有另外一个小人,它把我的能量都给吸走了。
 
这就是在做第三种命名:我生病了。
 
大家注意,「病」也是一个命名,也许是我们做心理治疗最熟悉的一种命名。这个命名有什么意味呢?它消解了一个人的主体性。往大了说,你不需要为你的行为承担责任了。因为你不是你,你被另外的东西控制了。你是个受害者。
 
你们也看到过这样的讨论:一个人持刀伤人,后来经过司法精神鉴定,说他是精神病性状态,就只需要接受医疗,而不用承担司法责任。当然有争议啊,很多人觉得不公平。但如果我们相信有「精神病」这个东西存在,那这个人就确实有可能是在一种「身不由己」的情况下做这些事,他就在道德甚至法律层面上有了豁免权。
 
小一点的例子,一个学生偷室友的钱被发现了,辅导员是打电话找保卫处呢,还是找心理老师?这就注定了学生接下来不同的命运。找保卫处,说明辅导员把这个行为命名为「坏」:他是自主选择的偷窃,必须严厉处分!如果找心理老师,辅导员看到的就是学生「病」了:他只是最近压力太大了,内卷太厉害了,需要减轻一点压力……就会得到心理老师无微不至的关照。现在你们知道心理咨询生意为什么好了(笑)。
 
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,大环境让「生病」变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解释,最后导致的就是「病」越来越多,五花八门。今天我们还在发明很多新的病,啊,我用的是发明,不是发现。
 
上面讲了三种命名,遇到问题,可能是因为你笨,水平不行;或者因为你坏,故意这么做;或者是因为生病,你是身不由己的受害者。
 
但还有一种命名方式,相对来说是我最喜欢的,我经常会把问题命名为——你没问题。
 
什么意思呢?这是正常的,不叫问题。小孩子跟父母对着干,我说没问题的,青春期嘛,孩子都是这样的,叛逆。男女朋友吵架,我说没问题,谈恋爱哪有不闹矛盾的(笑)。甚至我还写过一篇文章,我说生病了也是很健康的,因为健康的人都会生病(笑),病一阵也就好了。
 
这叫做正常化,把痛苦看成生活里正常的一部分,它是暂时的,是健康的,人人都会遇到的,甚至是智慧的,有着意想不到的功能。我喜欢做这样的命名,以后我再告诉你们为什么。
 
还有一个提醒。我们前面讲了区分,所有的命名都是建立在区分的前提上,在你管一个问题叫什么之前,你已经默认了,「问题在这里」。而这个区分本身也是值得探讨的。比如说一个词叫恐婚症,听说过吗?恐婚恐育,这个命名就非常的不中立。它一定是那些喜欢结婚喜欢生孩子的人发明出来的(笑)。他们觉得有一些人选择的人生跟我们不一样,那些人就是有问题的。但是凭什么呢?为什么不能是你们有问题?或者,有没有可能大家都有问题,或者都没问题呢?
 
小孩子沉迷游戏,跟家长闹矛盾。有些人就莫名其妙做了一个区分,说问题在小孩子这边,他不去想家长也有问题,就铆足了劲只给孩子命名:意志力薄弱啊,延迟满足缺乏啊,还有网络成瘾,对不对。网络成瘾一开始根本都不是一个诊断,是一个愚人节的笑话。可是家长特别喜欢这个概念,这是病啊!那就得治。谁能治呢?杨教授(笑)!杨教授说你们把孩子送过来,我给他电一下就好。糟糕的命名带来糟糕的后果。
 
我们已经讲了太多关于「问题」的认识了。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,想想要怎么去认识「没问题」的状态。在什么情况下,问题就解决了?
 
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说:现在我能看到问题,如果有一天我看不到了,就说明它解决了。
 
为什么不能这么说?我拿一个案例来举例子:我以前在大学做咨询,一个学生挂了很多科目,到了学术警告的边缘。也就是说再多挂一门,他就要退学或者转大专,就是这么危险的情况。所以那个学期开始,他的妈妈就从老家过来,请了一个长假,专程到北京来租了一个房子,监督这个孩子学习,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再挂科。
 
这个妈妈的监督非常有效,因为跟孩子朝夕相处嘛,每天看着他的饮食起居,照着课表上课,把孩子送到教室门口,妈妈就在外面等,确保他中途不会溜号。下课之后妈妈会进教室,问老师这节课讲了什么,作业有哪些,晚上回去盯着孩子把作业完成。——把大学生当成小学生那样管。这样管下来一个学期,孩子没有再挂科,而且重修的科目也通过了,学术警告解除了。
 
但你们觉得,「问题」有没有解决呢?
 
有人摇头。好,这就涉及到我们要做的区分:问题划在哪里,我们才知道问题解决的标准是什么。因为妈妈要考虑她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呀,她还在请假呢,她必须判断现在能不能丢下这个孩子了。如果我们说,问题就是他的学术警告状态,那么警报已经解除了,妈妈可以放心回去了。但如果把问题定义为孩子对学习的态度,管它叫做自觉性也好,叫做自我管理的能力也好,甚至也可以说是网络成瘾,不管叫什么,我们觉得实质问题还没有解决。妈妈就不能走。
 
那么非常诡异的一点就是,这个问题之所以没解决,恰恰是被妈妈解决问题的努力所维持的。要解决这个问题,需要的是父母不在场。没有人盯着他学他还在学,那才叫自觉学习嘛。可妈妈又会有一个担心:我不盯着他,万一又搞成之前那样怎么办?我还是不能走,还是要继续盯着他。可是不走吧,他这学期的成绩还可以,那我干嘛不回去上班?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:妈妈只有让自己不走的时候,才会发现自己可以走。
 
要解决这样的问题,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清晰的,明确的标准:我们要看到什么样的结果,就代表「问题解决了」。或者放在实践里,就说如果这个治疗可以结束了,它的指标是什么?
 
一个人有病,我们是相对容易看到的。但你想,要怎么才能「看到」他的病好了呢?这也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。如果一个人酗酒,现在说他戒酒了,请问你怎么才能确认「戒酒」这件事的存在?你也没有24小时盯着他,说不定他在背后偷偷喝呢?你只是没看到而已。而且就算你能一直盯着他,他也只是保持了多少天不喝酒,或者多少年。除非他死了,盖棺论定了,否则永远可以说,他只是暂时克制住了,但「酒瘾」并没有好。谁也不确定他哪天会不会接着喝。
 
所以在咨询里,我们就要问:你改变的目标是什么,或者说,「你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可以结束咨询了」。有可能是让问题彻底消失,这是最理想的,也可能是问题不会完全消失,但是我知道后面怎么办,我可以应付它,那也可以结束。
 
一个来访者说他有抑郁症,来做咨询,他说我的目标是把抑郁症给治好。我们不要立刻接受这个目标,我们先探讨他的认识,他对「治好」是怎么区分怎么命名的?是要抑郁症状完全消失吗?最好保证不复发?——不要假设他只能去这里,那只是所有可能性空间中间的一小块。也有可能,他更看重的是要顺利毕业,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。至于抑郁症的症状,能消失当然最好,实在消失不了,也可以带病生活,一边生病一边好好工作,享受生活中的乐趣,也可以。这是完全不同的目标,我们就要跟来访者确认,对他来说,是不是也算「问题的一种解决」。
 
小到个人,大到一个组织,一个社会,甚至国家层面上都在不断反思和调整自己的认识过程。就拿新冠疫情举例,我们怎么判断「疫情好转」,或者叫「警报解除」?这决定了我们的校门什么时候可以开放,我们从外地回京需不需要接受隔离。这个好转的标准不是天然存在的,是在反复认识和反复验证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。
 
我们不能说,等到地球上最后一个新冠肺炎病人都痊愈了,警报才能解除。03年的非典是这样,那是最完美的解决,但是新冠肺炎,我们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,我们就要定义不一样的目标,更有灵活性的目标:比如说多少天没有本地新增,我们就说这里是安全的;疫苗的接种率达到多少,就是安全的;或者我们有动态追踪的能力,可以精准识别出病例的行动轨迹,我们就是安全的……这些「安全」的标准不是天然的存在,而是在流动的过程里,被人为定义出来的。
 
但是它有用。如果我们只能等最后一个病人痊愈,在那之前什么都不干,所有人都关在家里,那我们等不起。所有人都只有饿死了。
 
心理治疗,需要学习这种灵活性。大部分的心理学问题都不是说只能有一个硬指标,用一个特效药,问题就完全消失了。不可能的,我们必须自己定义。大部分的心理咨询的诉求,需要你跟来访者一起去检验问题的认识论:你在什么时间,通过什么样的现象,就会「看到」改变发生了?你的「问题」解决之后会是什么样?我们先定义,描绘出他想要的那个画面是什么。
 
那个画面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想过。有趣的地方就是,我们常常在找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。当然了,那样的结果就是永远找不到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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